4.共產黨與犬儒主義
   
    嚴格地說，犬儒病的發生並非只在共產專制的末期。早在共產革命興起之初，犬儒的病毒就已經侵入其中。
    從一開始，共產黨便與犬儒主義結下不解之緣。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套相當陰暗的犬儒主義。準確地說，它是理想主義與犬儒主義的奇特結合。一方面，共產黨立志要一勞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與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這自然是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共產黨又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還有什麼手段是不可以採用的呢?因此，共產黨可以一方面對所謂舊社會舊制度發動極其苛刻的道義討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為中罔顧最起碼的道德約束。這顯然又是犬儒主義。一方面，共產黨把人的理想懸得極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現實的人看得極低。它對未來人類的看法之所以高度的理想化，恰恰是因為它對現實的人類的看法是十足的犬儒式。共產黨的階級分析理論和階級鬥爭理論，實際上就是認定人是徹底自私的動物，利己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由此，共產黨斷言在社會分裂為不同的階級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超階級的自由民主只能是一場騙局。但只要通過徹底的共產革命，消除了階級存在的社會物質根源，全體人類的利益便達到充分的和諧一致，利己與利他的矛盾便不復存在，利己主義也就隨之消失，具有最完美人格的共產主義新人也就隨之出現。在這裏，前提是犬儒主義的，結論卻是理想主義的；或者說，理想主義的結論卻是導自犬儒主義的前提。共產黨自命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一方面，共產黨宣稱，除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人民大眾的利益，共產黨別無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看上去很謙虛，也很富理想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共產黨又堅稱唯有它自己才“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大眾，而被它代表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本身倒未必有資格算得上無產階級,算得上人民大眾(列寧明確宣佈，無產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無產階級世界觀，必須由共產黨從外部將之灌輸給無產階級)。這不只是理性的狂妄僭越，更嚴重的是，它為那些骨子裏
   什麼也不信的犬儒主義者們攫取無限權力大開方便之門。所以，並不奇怪，儘管共產黨以它的理想主義大旗召喚了許多理想主義者投身其間，但是在共產黨內部，理想主義者們往往不能占上風，倒是那些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們更吃得開。
    講到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犬儒主義，我們還必須提到它的武裝鬥爭的歷史。不要忘記，中共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才奪得政權的。和中共的武裝鬥爭歷史相比，俄國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場武裝政變，亂中奪權。一般來說，假如暴力革命經歷的時間越長，鬥爭越殘酷，在這一過程中，革命黨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諸腦後，越是把勝利、把權力當作狂熱追求的最高目標，以至於到後來，他們不再把權力當作實現理想的手段，而是反過來把理想當作奪取權力和壟斷權力的手段。因此，他們就很容易從理想主義者蛻化為犬儒主義者。據說在六四之後，中共某元老講過一句話。他說：“共產黨的江山是犧牲了三千萬人的生命才換來的。谁要想推翻它，谁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乍一看去，此話甚是不通，當初共產黨鬧革命不是為了讓人民當家作主嗎?如果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實行當家作主的權力，共產黨又有什麼理由拒絕呢?不過，你沒法用這話去駁倒那位中共元老，因為他們早就把什麼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扔到九霄雲外了。
    我們知道,從一開始，共產黨就否定議會道路，主張暴力革命。這本身就表明它不相信民主，其實也就是不相信人民。一般來說，革命者決心使用暴力實行他們的主張，那不僅表明他們對統治者不抱幻想，同時也表明他們對人民感到失望，失望於人民的所謂愚昧無知與自私怯懦。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民眾向統治者認同，為統治者效力，如果沒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觀，統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如何還能成功地抗拒改革呢?主張暴力革命的孫中山就不諱言他對中國國民的素質估計很低，所以他提出在革命勝利後要通過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共產黨的情況則還要複雜得多。一方面，共產黨更不相信人民。在漫長而殘酷的革命歲月中，共產黨歷經多次失敗，幾度瀕於絕境。不難想像，他們該有過多少孤寂，多少沮喪，多少怨憤。這就容易使他們對民眾、對人性的看法變得十分陰暗。然而，靠著那套先鋒隊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們很可以把自己對人民的失望以至蔑視掩藏在一層看上去理想主義的外衣之下。另一方面，共產黨又發現，國民黨的不民主為他們攻擊國民黨提供了堂皇的理由，而國民黨專制的不徹底又正好為這種攻擊提供了現成的空間。於是，他們就擺出了民主鬥士的姿態，利用國民黨專制的不徹底，抨擊國民黨的不民主，自己卻早就打定了要更專制的主意。
    在八一年，針對著一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陳雲作出內部批示，明確拒絕了這一合理要求。陳雲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作合法鬥爭。現在，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東西和我們作合法鬥爭。這段批示以共產黨官場上少有的坦率揭示了中共統治者的內心世界。這段批示告訴我們，其實，早在中共奪得政權之前，他們就打定主意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法治。那時候，他們在表面上反對國民黨的霸道，暗地裏卻在嘲笑國民黨的愚蠢，嘲笑國民黨居然也作繭自縛，在自己通過的法律面前還有所忌憚，從而給對手開展合法鬥爭留下一定的空間。那時候，他們在口頭上反對國民黨不民主，心底裏卻想的是，等以後我們掌了權，連這點民主也決不答應——“我們才不會象你們那麼傻呐。”
    这当然是典型的犬儒主义。還要補充一點，眾所周知，陳雲是中共黨內有名的“老右傾”。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陳雲是黨內高層中僅有的幾個沒跟著發燒起哄的人物之一，文革中更是從一開始就靠邊站。可見，犬儒與否和所謂極左路線並沒有什麼關係。
   5.從“高尚的謊言”到“赤裸的暴力”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把極權主義的組織結構比作洋蔥頭，最核心是党的領袖，然後依次是領袖周圍的小圈子、精英組織、黨員，最外層則是黨的追隨者和同路人。她指出：“極權主義運動的整個等級結構，從天真的同路人到黨員、精英組織、領袖周圍的小圈子、領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為一種由輕信和犬儒等不同態度的奇特混合”，而“層次越高，犬儒態度就越是壓倒輕信的情形”。也就是說，越是外層的人越是天真輕信，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這是不難理解的，譬如極權主義的欺騙性宣傳，圈外人或許信以為真，圈內人既是謊言的製造者，當然不是受欺騙。問題是，圈內人為什麼會存心製造謊言?其他那些由於接近核心而瞭解到謊言是謊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維護謊言?下面一個例子或許有助於說明這個問題。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準備武裝暴動，被國民黨鎮壓而遭到失敗。根據張國濤在回憶錄中所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新任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對革命失敗後的局勢進行討論商議對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雖然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託派攻擊史達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擔這個責任，但如果責任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所以還不如把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則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英明領導的立場上反對機會主義路線，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這段故事透露了共產黨領袖們所共有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領袖們看來，要讓群眾堅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須讓群眾對領袖的英明正確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須編造和維護領袖英明正確的神話。不錯，神話就是謊言，但這是“高尚的謊言”(柏拉圖語)。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為了維護這個神話，就必須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領袖，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就必須壓制對領袖的批評，壓制自由討論。我們知道，謊言總是有漏洞的，因此，為了防止謊言破產，就必須不斷地編造新的謊言去補充，去圓謊。於是，單一的謊言就迅速發展成一套彌天大網。伴隨著謊言系統的發展，在共產黨內部也發展出一套強力禁制系統，一套鐵血紀律。
    照理說，謊言系統與鐵血紀律的形成只是為了奪取革命的勝利。不幸的是，它們並不會因為革命的勝利而自行消亡。事情往往是相反的。由於掌握了全國政權，共產黨更可以把它的謊言系統和強力禁制系統擴展到整個國家，從而將之發展到更完整、更嚴密的地步。共產國家宣稱自己是人民的國家，但是党的領袖們清楚地知道，那充其量是“為民作主”而不是“由民作主”。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材料表明，在五六年底五七年初一段時間，毛澤東看來確實考慮過是否實行真自由真民主的問題。他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號召“雙百”方針，主張言者無罪。他甚至在和某些人個別談話時講到中國的問題不只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說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見李慎之《大民主與小民主》)。可見在當年，雖然有許多人受惑於共產黨宣傳，把專制誤認為民主，把不自由誤認為“最大的自由”，但領袖們自己卻一點不糊塗。當毛澤東發動鳴放整風時，越是圈內的人越是不當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當真，也就是說，越是圈內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輕信。至於毛澤東本人，先前號召鳴放整風，儼然一個理想主義者，後來又發動反右運動，分明又是犬儒主義。毛澤東翻雲複雨，正好說明了他是真犬儒主義假理想主義。
    專制者的犬儒主義可以有兩套不同的說詞，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是這樣理解黨的專制權力的，他說：“黨並非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權力，而只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秩序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永恒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
    可是，身为统治精英的奥布来恩却嘲笑史密斯的这番见解。他直截了當地宣稱：“党完全是為了自己才追求權力的，我們並不關心別人的利益，我們只關心權力。不为荣华富贵，不为福禄长寿，只是为了权力。...我们不同於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於自愿，只是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堂。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上述两种犬儒主义在实际上常常互相交织而难以分清。那些“為權力而權力”的犬儒主義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場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說服自己他們是在為著一個高尚的目標。許多以高尚的目標為由而把持權力的人，到頭來很可能只是“為權力而權力”。譬如當今的某些中共領導人，他們一方面堅稱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專政就沒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而且也確實下工夫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但另一方面又打定主意寧肯天下大亂經濟崩潰也決不肯放棄一黨專政。
   
   6.是“從革命党向執政黨轉變”，還是從“權力向暴力轉變”?
   
    越到後期，中共越是變得犬儒主義。在六四事件和蘇東事件之後，中共的犬儒化是如此顯著，以至於一批少壯派要忍不住將之訴諸文字，化為綱領。所謂《太子党綱領》(即《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一文就是一個例證。
    在《太子党綱領》中，作者提出：“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轉變。苏联事变後，这一转变更加紧迫。”初读这话，令人莫明其妙。共產黨已經執政四十多年，怎麼到如今反倒提出向執政黨轉變的問題來了呢?若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共一直高舉“革命”大旗，不斷革命，不斷搞政治運動，致使經濟建設受到很大衝擊；可是，這種局面不是早已隨著“四人幫”的垮臺，特別是在鄧小平主政以來就已經結束了嗎?
    認真分析那段文字，以下幾句話頗堪玩味，作者批評共產黨“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勤政，不敢講嚴政”；作者認為，“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六四事件的經驗表明，政治反對派用以攻擊共產黨的武器，有時恰恰就是共產黨尚未進行有效轉變的一些革命理論”，“自由化分子最愛用的口號就是反腐敗、反官倒，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上述幾句話，且不說有的完全不是事實，例如，共產黨什麼時候實行過“驕民政策”?什麼時候“不敢講嚴政”?問題是，在這些含糊曖昧的詞句後面，作者到底想表達什麼意思?
    其實，《太子党綱領》的意思無非是說：過去，在理論上，共產黨總是聲稱它的權力是來自人民群眾(毛語錄：“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人民給的”)，共產黨總是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人民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因此，在過去，黨從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氣壯地壓制人民。對於來自人民的反對意見，黨唯一的辦法是宣佈對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或者是“受蒙蔽”，由此才能獲得壓制的合法性或正當性——這就叫“民粹主義”，這就叫“驕民政策”、“不敢講嚴政”和“群眾運動天然有理”。這套理論，倘放在革命時期或許有益而必要，但在執政時期就是無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繼續採用這套理論，只會作繭自縛，給反對派提供思想武器。
    應該承認，上述觀點確有其道理。這再次證明了共產黨專制不同於傳統專制。在傳統專制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毫不含混的兩件事，彼此都不認為雙方是平等的。皇帝是上天的兒子，不是人民的兒子。地方官被叫做父母官，不叫“人民勤務員”。統治者固然需要體察民意，但是不一定要遵循民意，因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意不是最後的依歸。老百姓可以向上陳情，但決不可“作亂犯上”，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沒有什麼“主權在民”。現代共產專制則不同。起碼是在名義上，共產黨接過了若干民主概念。共產國家甚至比民主國家更熱衷於抽象地抬高人民的地位，譬如在自己的國號上格外加上“人民”或“民主”的字樣，以此表示自己取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合理性與歷史必然性。但這樣一來，誠如《太子党綱領》所言，共產黨也就使自己面臨一種巨大的危險：一旦廣大人民一齊起來發出呼聲，拒絕承認人民政府的人民性，我們的“人民政府”就失去立足之地了。在蘇東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標語“我們才是人民!”就這樣一句簡單的口號，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便蕩然無存。
    正是深切地感受到共產政權的這一內在弱點，《太子党綱領》建議，中共務必要改換自己的理論，放棄已經不合時宜的革命口號，要向老百姓擺明“我們統治你們”的姿態。這就是所謂“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轉變”。譬如奧威爾筆下的《動物農場》，幾隻豬高舉“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革命大旗，帶領其他動物推翻了主人鐘斯的統治，建立起號稱由動物們自己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爾後不久，聰明的豬們就修正了原先的革命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豬們加上了新的半句話——“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这就防止了其他动物利用“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一过时的革命口号反过来挑战猪们的统治权。這就叫及時地完成了“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轉變”。
    大家都還記得，在六四事件之後，人們普遍認定共產黨已經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這就是說，原先共產黨統治的種種理論依據，諸如“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共產黨社會是最大的民主”，“共產黨代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如今已經徹底破產。我當然不是說，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是在六四這一天才喪失的。從理論上講，共產黨統治從來就沒有獲得過合法性。早在六四之前，就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這一點。八九民運本身就是人民質疑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偉大壯舉。我這裏無非是說，六四事件畢竟是一個顯著的標誌，“人民的政府”公然下令“人民的軍隊”屠殺人民。這不能不使得一切為中共統治合法性進行辯護的說詞徹底破產。然而現在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喪失了合法性的統治並沒有隨之垮臺。它依然立在那裏。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人解釋說，六四之後，中共繼續開展經濟改革並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這就為中共統治贏回了合法性。另有一種解釋說，今日中共扮演了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保護者的角色，因而其統治便具有了合法性。這種解釋誤解了政權合法性的意義。一個政權做出了某種政績，這是一回事。一個政權具有合法性，這是另外一回事。如白魯洵所言：“沒有一個政權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為其統治合法性基礎，因為合法性的本質就在於它不管實行了怎樣有偏差的政策而仍舊承認這個政權。”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经女方同意(在古代则需经父母同意)并办理结婚手续，单单是因为男方对女方做出了一个合法的丈夫所应该作出的某些事情，那决不等於双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否則，強姦、強佔和婚姻還有什麼區別。反過來，一對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或雙方出於某種原因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的應盡之責，只要未經過必要的程式解除婚約，該婚姻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也就是說，丈
   夫依然要承認妻子是妻子，妻子依然要承認丈夫是丈夫。這一點放在任何時代都不例外。
    今天，中共已經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它之所以還在統治僅僅是因為它掌握著統治的權力，此外再無其他理由。權力一詞已經用得很濫很泛。人們常常把任何具有強制性的力量都稱作權力，這就和暴力一詞分不清界限了。嚴格說來，權力是和暴力不同的。強盜拿著手槍要我交出錢來，這是一種情況。政府派人向我收稅，這是另一種情況。你或許可以說在這兩種情況下，我交錢都是出於被強制。如果我不交，強盜會開槍打我，政府則會抓我坐監獄。然而這兩種情況分明又很不一樣，因為我承認我向政府交稅是應該的，我承認政府有權要我交稅，但強盜並沒有類似的權利。可見，政府的強制力才叫權力，強盜的強制力只能叫暴力。概括言之，凡是得到被強制者承認其正當性的力量叫權力，凡是不被我們認可的強制力叫暴力。羅素說得好：“假如一種權力完全因為它是權力而受人尊重，並無其他任何原因，這種權力就是暴力。因此，一旦传统不再为人所承认的时候，原先的传统权力就变成暴力。”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太子党纲领》的真正含义了。聲稱要完成“從革命党向執政黨轉變”，其實就是承認和宣佈從權力向暴力轉變。照綱領的作者們看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外衣橫豎已經百孔千瘡，現在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乾脆擺明瞭我們(中共)就是靠暴力實行統治。暴力自有暴力的好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自我粉饰，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作茧自缚，从此更可以方便行事。走到这一步，共产党的犬儒主义也就走到了它的极点。

7.为什么“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蘇東事變後，有人講過這樣一句俏皮話：“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话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後半句则令人深思。為什麼那些主動進行改革的共產國家非但沒有延長其一黨專政的壽命，反倒加速了它的滅亡呢?
    大致上講有兩條原因，一條是一般性的，一條是特殊性的。一般性原因即所謂“期望提升律”(Law of expectations)，既得隴，又望蜀。人們越是在某些領域贏得了自由，他們就越是對其他領域還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難以忍受，他們就越是要求贏得更多的自由。在統治者方面，誠如托克維爾所言，專制統治最脆弱的時候，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改革，從而使其弊端公開顯現暴露的時候。特殊性原因在於，共產黨的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於經濟領域，也具有自挖牆腳、自掘墳墓的意義。因為共產黨的經濟改革是改掉社會主義，引進資本主義。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一旦共產黨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帶頭走資本主義道路，帶頭當資產階級，那麼，它還有什麼理由再去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去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呢?因此，隨著改革的日益深入，共產黨內部的分化也就日益顯著。那些正直的共產黨人，既然他們在經濟上主張改革，贊成私有制市場經濟，他們在政治上也就順理成章地主張開放，認同自由民主制度。這樣，一方面，在民間，有越來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壓力；另一方面，在黨內，有越來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會上的自由化運動，至少也是出於理虧心虛而不肯嚴厲地壓制自由化運動。兩者交互作用，彼此強化，於是就加速了共產專制的敗亡。
    我們知道，在改革初期，在中共黨內，經濟上的改革派往往在政治上是溫和派。反過來，政治上的強硬派也往往是經濟上的保守派。其實，黨內保守派之所以反對經濟改革，主要不是出於經濟上的理由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他們擔心經濟改革會瓦解共產黨統治的意識形態根基，從而直接危及共產黨的專制權力本身。據說，當年蛇口經濟特區搞得有聲有色，頗引起一班“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憂心忡忡。他們問：“難道這還能叫社會主義嗎?”有人回答得很妙：“只要是共產黨在掌權，就叫社會主義。”於是，这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放心了。
    由此，我們可以澄清一種流行的謬誤。許多人把鄧小平路線稱為實用主義，應該說鄧小平路線不是實用主義而是犬儒主義。因為實用主義強調理論與實踐相一致，鄧小平路線的特點恰恰在於理論與實踐相背離。正象近年來中共幹部中流行的一段順口溜——“說社會主義，幹社會主義，是極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是邓小平派。”时至今日，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的欺骗性早已被世人看穿。照理說，謊言一經識破就不再具有效力，但奇怪的是，鄧小平派的“說社會主義”這套謊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說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去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其間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態。漢娜·阿倫特發現，“極權制度的巧妙之處恰恰在於它取消了要麼揭露謊言、要麼迫使領袖言行一致的現實”。因為“廣大黨員和精英集團的犬儒態度解除了領袖被迫面臨的壓力”。這些人非但不去揭露謊言，不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而促成權力的性質轉換，相反，他們對這種掛狗頭賣羊肉的做法大表佩服，對權力墮落為赤裸裸的暴力的現狀大表讚賞，以為那是高明，是老辣，是有政治智慧。可見犬儒病已經深入到何等程度。
    羅素指出：“當維持傳統權力的信仰和習慣趨於失勢的時候，不是漸漸地為基於某種新信仰的權力所取代，就是為暴力所取代。”共产国家推行改革，其结果是导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即传统信仰的破产。在蘇東各國，專制權力轉化為民主權力。八九民運功虧一簣，使中共暫時得以倖免“改革找死”這一劫。六四屠殺徹底消解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權由權力向暴力的轉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公開聲稱不問姓社姓資。至此，共產黨不再擔心別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它已經不再需要意識形態的喬裝打扮。現在，維持暴力統治的手段只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協同這種統治的心態也只剩下了犬儒主義。
   8.犬儒心態與恐懼，兼論“難得糊塗”
    如果說共產黨犬儒化的根源是“為權力而權力”，那麼，民眾犬儒化的根源便是恐懼。
    共產專制是謊言加暴力，與此相對應，其治下的人民則是輕信加恐懼。嚴格說來，輕信和恐懼是互相矛盾的。當我們把謊言誤認作真理的時候，我們同時也就把暴力誤認作正義的力量，誤認作人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不會對之感到恐懼。如果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感到恐懼，那就說明我們將它視為異己之物，我們其實並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力量。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一般人的確是既輕信又恐懼，同時兼有這兩種互相矛盾的東西。這就是奧威爾所說的“雙重思想”。在這裏，輕信是表層意識，恐懼則存在於下意識。
    不妨舉個小例子。在過去，假如在我們的親友熟人中有一個被戴上帽子的右派分子，通常我們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他深入接觸。我們很少會認真詢問他是怎麼被打成右派的。憑著直覺，我們其實不大相信他真是“敵人”，但是我們並不去努力瞭解事實的真相。這表明我們下意識地害怕瞭解事實真相，因為我們擔心真相會動搖我們對黨的信仰。有時，我們分明知道別人是被冤枉的，但是我們並不為他公開地鳴冤叫屈，因為我們害怕被株連。這表明我們從骨子裏並不相信我們的制度是公正的制度，是講理的制度，是保護好人的制度。這就是說，即便在我們自以為對共產制度最為信仰的時候，我們的信仰其實也是很表面化的，在信仰的外殼下包藏著的是恐懼。輕信和恐懼之所以能夠在同一個人的頭腦中共存，無非是因為我們平時總是把恐懼趕到地下室，避免讓它直接與輕信面對而已。
    這已經是犬儒主義：我們下意識地不相信我們上意識所相信的東西。如果說統治者的犬儒主義表現在他們其實並不相信他們口頭上標榜的原則，而只是把那些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那麼，民眾方面的犬儒主義就表現在我們也並不信仰我們聲稱的原則，而只是以此來掩飾我們的恐懼，為我們屈從權勢加以合理化。因此，毫不奇怪，隨著閱歷的增長，隨著極權統治的謊言的日益暴露，許多人並不是奮起反抗，可見他們原本就不是真誠的受騙者，他們先前的輕信其實並不純粹是輕信。許多人只會變得更消極，更世故，更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一步，甚至努力去適應這個謊言的世界。如果不是在輕信減少的同時恐懼卻在增加，人們又何至於此呢?
    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欺騙作用。他們總以為人們沒有起來反對專制，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識破謊言，沒有認識到專制是專制。其實不儘然。有時情況剛好是反過來的。正因為他們多少意識到謊言是謊言，感覺到專制是專制，若反抗必將招致鎮壓，所以才出於恐懼而不敢抗爭。以文革為例，文化革命既是極權統治的登峰造極，又是極權統治空前的自我暴露。現在，許多人只是片面地強調文革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文革確實促成了廣大民眾識破專制制度的謊言並造就了一小批真正的反叛者，但忽略了它的恐懼效應——文革同時把多數人變成了逃避政治的逍遙派。作為民主牆運動一份子，我當時就注意到，運動的參加者人數很少，年齡較輕，多數人的思想見解還談不上透徹，有些人顯然還對當局抱有若干幻想也就是還比較輕信。相比之下，我過去結識的另一批朋友對中共的看法，包括對鄧小
   平的看法則要深刻得多，尖銳得多。可惜的是，後一種人往往不會參加到運動中去，他們只是在遠處予以關切，以悲觀的態度而樂觀其成。在八零年的北大競選運動中也出現類似的對比，偏偏是年紀輕、閱歷少，並不以為當局是那麼專制的本科生們要比研究生們更投入。至於說在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中，尤以青年知識份子的“右派”言論最為大量也更其尖銳，這在很大程度上竟是因為他們中了毛澤東的“陽謀”，也就是對共產黨更輕信而造成的。事後我們不難指出，八九民運的若干學生領袖因為對共產專制的兇殘本性認識不清而未能避免六四屠殺(這話其實只有片面的真理，按下不表)，可是反過來想一想，要是他們都是從一開始就充分認識到當局的兇殘，那麼，還會有多少人敢於發起這場運動，投入這場運動呢?許多成年人不正是因為對當局的兇殘看得太清楚，才置身事外，才去勸阻學生們不要上街的嗎?
    恐懼並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橋樑。在極權社會中，恐懼感深入人心，然而問題又在於，如果人們能夠直面正視自己的恐懼，那倒好了。因為怕和恨是同一事物的兩面，怕就是恨。承認恐懼，認識恐懼，必將把我們推向異議者、反對者的立場，哪怕我們只把異議隱藏在我們的內心。恰恰因為正視恐懼必然會刺激良知，會導致良知的覺醒與反叛，多數人才會有意無意地回避恐懼，掉過臉去假裝看不見，假裝沒有這回事，寧肯讓良知處於糊塗狀態。這就叫“難得糊塗”。據說在六四之後，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橫幅小小流行了一陣。這應該不是偶然。這樣的“難得糊塗”就是犬儒主義。由聰明變糊塗才叫“難得糊塗”。“難得糊塗”是聰明的不聰明，是不糊塗的糊塗；但是，“難得糊塗”終究是糊塗，是不聰明。只有肯思考的人才會變成犬儒，而一旦變成犬儒你就可以不再思考。只有聰明人才需要變糊塗，這要求你必須給自己的聰明套上籠頭，不讓它去深入思考那些容易惹麻煩的現實問題。日子一長，你的聰明會退化，於是，你就終於修練到難得的糊塗境界了。“難得糊塗”式的犬儒主義無異於精神的自我閹割。它是對理智的背叛，對聰明的背叛。
   9.從人文精神討論談起
    前幾年，國內知識界興起了一場有關人文精神的大討論。
    人文精神問題的提出，是因為一些年輕的知識份子痛感於人文精神的失落：商業大潮的衝擊，大眾文化的勃起，使人文知識份子頓時間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影響，失去了尊重，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語言。此論一出，在知識界立即引起相當的共鳴。也有人提出異議，他們反問，人文精神難道在過去果真高揚過嗎?市場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的淡出，社會生活包括文化本身的的多元化，難道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為什麼當它們開始成為現實時我們又要拒絕，又要抱怨呢?在世俗化的現代社會，知識份子本來就不處於中心位置，因此，知識份子不應該再懷抱精英心態，再幻想著當時代英雄，而必須安於邊緣，甘於本份。另有一些论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这场讨论发表评论。他们指出，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往往把矛头指向世俗化、商业化或大众文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专制主义这一政治现实。更有论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这场讨论的形而下方面，尖锐地批评了“嘲笑道德嘲笑理想嘲笑精神”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

人文精神討論涉及到許多問題。這裏，我只打算就其中幾個問題略加評論。
    首先我要指出，產生於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感，其參照系乃是八十年代(確切地說，是從七十年代末到八九這段時期)。事後回顧不難發現，八十年代不愧為自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人文精神最為高揚的時期。正是在這段時期，大量的人文知識份子成為時代英雄。這不足為奇。我們知道，共產國家是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共產黨以一種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對整個社會進行全面徹底的控制。在這裏，每一種控制和壓迫都假借理論的名義，因此，每一種挑戰和反抗也不得不首先是理論的挑戰和反抗。如果我們把批判精神定義為知識份子的基本特徵，那麼，他的黃金時代就正該是意識形態統治社會的後期，知識份子批判作為專制基礎的意識形態，他瓦解了那套意識形態，從而也就瓦解了專制統治(說明：這裏所說的知識份子，不是指身分或職業，而是指社會角色。故而包括了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是从事脑力工作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八十年代席捲整個共產世界的民主大潮中，知識份子扮演了先鋒和領袖的角色。知識份子在這一時期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恐怕只有西方歷史上的啟蒙時代可相比擬。
    正象醫生的重要性在於使自己的存在變得不重要，同樣地，以消解意識形態魔性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其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會隨著其使命的完成而下降。譬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前蘇東各國，知識份子很是風光了一陣。作家當上總統，詩人成了部長，教授被選為議員，在國會大廈裏充斥著還沒畢業的大學生，嚴肅的政治性書刊風行一時。這在當年都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這種情景通常不會持續得太久。這也難怪，既然知識份子所批判的專制怪物已然壽終正寢，他們宣導的基本原則已然被公眾接納並鑄入體制，他們的歷史作用也就告一段落。例如此前飽經磨難的異議人士，他們頂上的道義光環每每會隨著政治迫害的終結和政治悲情的消退而逐漸失色。當民主從理念變為運作，行動人脫穎而出，理念人則可能脫離中心而成為背景。好象看電影，觀眾注目的是演員，編劇則被忽視。民主政治是凡人政
   治或曰庸人政治，曲高和寡在所難免。所以，許多最早鼓吹自由民主理念的人，待到自由民主實行後倒很容易感覺落寞。這裏還不說商業化與大眾文化的影響。
    那麼，中國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應該說，中國的人文知識份子在九十年代的失落感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的問題與上面所說的情況類似。在八十年代，一部在純學術純藝術領域中突破原意識形態框架的作品都可以在學術圈藝術圈之外的廣大公眾中引起轟動，這在九十年代就幾乎不可能，因為原意識形態已經從這些領域中潰敗撤離了。在這裏，知識份子是因為他們的勝利而落寞。另一個問題則全然不同。在中國，政治專制依然存在，這個被八十年代知識份子批判的主要目標依然存在。照理說，知識份子的英雄戲還沒唱完，怎麼就被拋向邊緣了呢?當然，這是因為政治專制政治高壓。在中國，人文精神的高揚期與失落期是以六四分界的，這本身就給出了答案的線索。
    然而，答案的線索還不是答案。不錯，六四事件壓下了一批知識精英，但是，知識界的批判並未因此偃旗息鼓。仔細檢索九十年代大陸的公開出版物可以發現，宣揚自由化的文字未必少於八十年代，其深度力度未必不如先前，甚至多有過之。異議人士的批判抗議之聲連綿不斷，而且比六四前更加鮮明。老百姓的“什麼話都敢說”的情況並沒有衰減，而且更尖銳、更普遍——如今，連不少共產黨的幹部也都在指名道姓地批評共產黨了。甚至當局對思想的控制似乎也比八十年代更弱而不是更強。許多在八十年代遭禁挨批的觀念，到了九十年代反而顯得稀鬆平常，通行無阻(例如人道主義的觀念)。現在，不少知識份子和異議人士的感慨是：並非我們不敢批判，並非當局壓制得太嚴，問題是如今的聽眾數量較六四前大為減少，我們的呼聲缺少廣泛的回應，別人都忙著下海掙錢奔小康去了。無怪乎一批論者要把
   矛頭指向商業化世俗化及大眾文化了。
    我並不否認經濟大潮的衝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起了新一輪經改熱潮，這確實轉移和減輕了政治專制所面對的壓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導致自由呼聲缺少回應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氾濫成災的虛無主義和犬儒心態。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最惡劣的後遺症。